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部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始終堅持以政領財、以財輔政，蹄疾步穩、縱深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改革成果，基本確立了現代財政制度框架，為財政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財政收入從2012年的11.7萬億元增長到2023年的21.7萬億元，支出規模從12.6萬億元增加到27.5萬億元，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了堅實的財力保障，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積極貢獻。
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實現歷史性突破，標準科學、規范透明、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基本建立，財政資源統籌能力和績效水平顯著提升
修改（訂）預算法及其實施條例，出臺《國務院關于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等重要制度性文件，制定實施一系列配套措施，填補了制度“空白”。政府預算體系不斷健全，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報請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意見》，更好發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功能作用；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一般公共預算的比例從13%逐步提高至30%以上；在實施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并逐年提高調劑比例的基礎上，自2022年起實施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建立全國統籌調劑資金，2023年統籌調劑資金2716億元，對均衡地區間基金負擔、保障養老金按時發放發揮了關鍵作用。年度預算控制方式不斷改進，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實施中期財政規劃管理，有效發揮對年度預算和部門預算的指引作用。預算執行改革與時俱進，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創新實施，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現代財政國庫建設深入推進；非稅收入收繳改革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改革全面實施，印發《預算評審管理暫行辦法》，中央部門和省級層面基本建成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事前事中事后績效管理閉環系統基本構建，績效結果與預算安排實現有機銜接，為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推動提升積極財政政策效能提供了有力支撐。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不斷加強，堅持“開前門、堵后門”，構建地方政府債務閉環管理制度體系，出臺實施一攬子防范化解隱性債務政策措施，穩步推進法定債務和隱性債務合并監管，嚴格落實終身問責、倒查責任的問責機制，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預算公開制度不斷強化，地方各級政府2023年預算和2022年決算公開率均為100%，向人民群眾交出政府花錢的“明白賬”和“成績單”。
稅收制度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范公平的稅收制度體系建立健全，稅收功能得到有效發揮
堅持稅制改革與完善功能并舉、與減稅降費協同，注重以改革方式推進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宏觀稅負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于較低水平，既實現了稅收制度創新，又激發了市場主體活力、推動了高質量發展。稅收法定原則加快落實，18個稅種中有13個稅種已完成立法，增值稅、消費稅等其他稅種立法工作加快推進，推動增值稅法草案二次審議稿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增值稅改革持續深化，簡并下調增值稅稅率，完善留抵退稅制度，與現代經濟體系相適應的增值稅制度基本建立，實現對貨物和服務全覆蓋，貫通了服務業內部和二三產業間的抵扣鏈條，打造了公平中性的稅收環境。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初步建立，提高減除費用標準，設立子女教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等七項專項附加扣除項目，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三項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調整優化稅率結構，有力促進了收入分配公平。消費稅制度不斷優化，推動了轉方式、調結構、促發展。環境資源稅改革逐步深入，礦產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全面實施，率先在河北省開展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并于2017年將試點范圍擴大到10個省份；環境保護稅法出臺施行，實現排污費制度向環境保護稅平穩轉移，稅收促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功能得到強化。地方稅體系建設穩步推進，圍繞培育地方稅源、加強地方稅權、理順稅費關系，推動建立健全規范、穩定、可持續的地方稅體系。
財政體制改革邁出新步伐，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逐步形成，有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堅持權、責、利相統一，從改革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入手，并調整完善收入劃分、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等，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為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奠定了財稅制度基礎。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向縱深推進，出臺實施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以及生態環境等分領域改革方案，逐步形成“1+N”改革方案體系，基本確立中央領導、合理授權、依法規范、運轉高效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模式框架。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與時俱進，結合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稅收制度等改革進展情況，考慮稅種屬性，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前提下，明確增值稅“五五分享”比例，調整完善稅收返還、出口退稅和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等，既確保中央實施宏觀調控所需必要財力，又保護地方積極性。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續深化，在前期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清理整合規范專項轉移支付的基礎上，結合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等情況，改革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體系，創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明確三類轉移支付功能定位，加強引導調節，有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報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工作的指導意見》，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
財政管理基礎不斷夯實，財會監督職能得到加強，財政管理法治化、規范化和現代化水平進一步提高
隨著財稅改革的深入和財政規模的擴大，財政管理不斷加強，政策和制度執行力持續提高，為發揮財政職能作用提供了堅實基礎。財政法律制度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和《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管理條例》的出臺，填補相關領域法律法規空白。財會監督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深化，優化財稅監督職能，依法加強監管，完善日常監控機制，扎實開展財會監督專項行動，嚴肅財經紀律，推動將違反財經紀律行為納入《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有力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強化財務、會計和評估監督，完善會計審計準則制度并狠抓實施，加強會計信息質量監督和注冊會計師、資產評估行業建設，有效維護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加強內控內審制度建設，切實防范財政運行風險。預算管理一體化建設取得重大突破，實現中央和地方預算管理一體化系統全面上線運行，覆蓋中央本級2萬多家預算單位、地方3700多個財政部門和60多萬家預算單位；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預算管理一體化規范和標準體系，提升各級財政部門預算管理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標準化水平。國資國企等領域改革不斷深化，全方位構建國有資產管理法規體系；國有資產報告制度全面實施，基本摸清了四大類國有資產家底，總體上實現“全口徑、全覆蓋”目標；同時，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加強中央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加強國有資本收益審核和國資預算管理；深化國有金融資本管理改革，加強國有商業保險公司長周期考核。政府財務報告制度改革穩步推進，構建政府會計準則制度體系和政府財務報告編制制度框架體系，全面編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政府采購改革持續深化，不斷完善政府采購法律制度體系，優化政府采購營商環境，鼓勵創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和節能環保等政策功能得到有效發揮。
財政宏觀調控體制機制不斷健全，更加注重跨周期逆周期調節和政策工具協調配合，積極財政政策效能得到有效發揮
科學把握國內外環境變化和經濟運行新情況新特點，積極財政政策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突出相機抉擇和定向調控，財政宏觀調控的體制機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政策目標不斷優化，堅持高質量發展目標引領，統籌考慮社會主要矛盾階段性特征和經濟周期運行變化等因素，堅持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相統一，既注重服務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又關注微觀市場主體活力，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并不斷增強發展的安全性、可持續性。政策工具更加豐富科學，加強各項財稅政策工具集成，在稅費方面綜合運用減、免、退、緩組合式政策，堅持稅制改革與減稅降費措施相結合，制度性安排與階段性政策并舉、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重，在支出端做好總量管理的基礎上加強結構調整，同時用好國債、地方政府債券，政策的針對性、有效性顯著提升。政策出臺時機更加精準，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強需求側管理，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靈活調整赤字率、政府債務規模，保持合理支出強度，同時在政策操作上更加精準有效，妥善把握政策出臺時機，科學安排財政支出特別是專項債券發行節奏和使用進度，有效對沖經濟下行壓力，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政策協調機制更加完善，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就業政策在目標設計、政策制定、操作實施等層面的協調配合，強化與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的聯動銜接，形成宏觀調控合力；同時，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推動完善全球與區域經濟治理，努力營造良好外部環境。